【转载】北京拆二代亲诉:最见人心处,除了医院,就是拆迁

“最见人心之处,除了医院,就是拆迁。”说这话时,穆朔脸上浮现出一种看尽人事的成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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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出租车去过渡房的路上,母亲一直哭,父亲低声劝慰。出租车司机沉默地开着,一眼都没有看他们。穆朔说,那些天,从北京东五环外的东坝打车出来的人都这样,司机可能是见惯了。

这一天,穆朔告别了居住20年的老屋,驶向另一种崭新的生活。从3套安置房、300万补偿款所能预示的东西来看,这种生活将是富足而安逸的。它在此刻已经揭开了一角。从前,穆朔一家几乎从不打车。这次,拦下出租车的时候,母亲的手势十分自然,谁也没有觉得这是破例。

这就是他们的新生活了。可当极致的欢喜和极致的悲伤,在同一瞬缠绕在一起的时候,就像一道激烈的电流把泪水彻底分解,一切都不存在了。很多年后,穆朔回忆起那时的心情,只有一个词,空洞:母亲空了衣柜,他空了书桌,屋顶上父亲空了鸽子笼,旧梯子还搭在屋檐下。

穆朔昔日的家位于东坝乡焦庄村。21世纪初的东坝,与咫尺之遥的北京市区在心理上有鲜明的隔绝感。人们把去半小时车程的管庄叫“进城”,并以娶到“北京媳妇”为荣,直到推土机把城市和农村的界限荡平。2010年,穆朔一家居住的焦庄村跟上了东坝拆迁潮。商贸中心、使馆区等美好规划,使这个地方一直没逃过舆论之眼。

2014年,一张“东坝拆迁天价补偿表”在网上流传,“一夜暴富”、“千万身家”、“新贵”等字眼,一度把这种关注推到潮头。随之而至的种种好奇、艳羡、甚至嫉妒的揣测,却让这些站在城市边缘不知所措的村民,再一次感觉与这个庞大城市依然界限分明。

“他们怎么能明白我们这些人。”这个年轻人的口吻里有深深的无奈。

早晨7点多,穆朔一家3口,在房间里、院子里、柿子树下,反反复复徘徊,这是他们拥有老屋的最后一个小时。按照约定时间,拆迁代表将在8点半上门,他们会在薄薄的一纸协议上签字,完成最后的交割。

之后,会有一辆推土机开过来,把房子像孩子推倒积木那样轻松地摧毁。他们没有留下来见证告别的一刻。签完字后,他们迅速、甚至有些仓皇地“逃离”了昔日的家,推门的那一瞬,父亲叹息,母亲哭了,谁都没有回头。

那一幕让穆朔至今耿耿于怀。“那个拆迁代表”,他回忆,“签完字想进去看看”,他不要钥匙,就这么“咣的一脚”,把一扇上锁的卧室门直接踹开。

虽然,那时的房子已经搬空,在法律意义上,已经不属于他们,并且即将成为散落一地的砖块、瓦片和碎玻璃,似乎已没有理由再去珍惜它。可是,拆迁代表的那一脚,仍然像是踹在了他们的心里。穆朔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,“这毕竟是我们的家啊”。为了离开这个家,他和父母已经等了很多年。

出租车向前开着,车轮驶过推土机碾出的辙印,两侧是建筑垃圾吹起的沙尘。生长于斯的穆朔已经不认识这里了。

那一年,穆朔20岁。他是90后、大学生,并在此刻拥有了新的身份:拆二代。他不熟悉这个身份,它就像车窗外陌生的景色那样使他困惑,在长久的未来,他将与这个身份共处,并继续困惑下去。

命运朝夕惊变

穆朔清楚记得,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前的周五,毒日头快要淌下满地火焰,他午饭后刚刚进宿舍,汗都没擦干,就接到母亲的电话,“咱家决定签字了”。

漫长的拆迁拉锯战折磨着母亲,考试的压力折磨着儿子,母子俩都有些疲惫,没有多说。

“你今晚就回来,明天交房,搬家。”母亲的声音里透着怆然。

穆朔放下电话,在走廊里多逛了一会儿,从这头走到那头。拆迁这段时间,家里任何来电,穆朔都会去走廊接听,不让宿舍几个兄弟听到。那时他靠学校的贫困生补助生活,每月只有400元,不买新衣服,不请室友吃饭,见到人也不愿主动搭话。

穆朔的父亲早年开出租,后来高血压,身体撑不住,就待在家里。母亲一直没工作,村委会有时会派给赋闲的村民一些活计,譬如清扫村里的街道,但那机会不常有,且杯水车薪。穆朔家主要的生活来源,是平房空余房间的租金,每月3000多块,在村里属中等水平。

“快点快点拆了吧,拆了这辈子就不白忙了。”寒来暑往,母亲的唠叨不变。漫长的日子里,他们无比盼望拆迁。

从穆朔记事起,东坝9个村子就没人种庄稼,村民大多靠房租维生,打一两份简单的工,并定期从村里领取大米、面粉和食用油。生活很简单,但开销并不小。给他攒学费是一方面,人情往来的花费也不是小数。焦庄村穆姓是大姓,相互称谓都是兄弟子侄,关系网织的格外紧密,红白喜事必须随礼,一个月这类花销少说要几百块。

他骑着自行车赶回家。父母已清理好房子,能搬走的都搬走了。只是门板上量身高的痕迹还在,墙上的海报也没有撕掉,以往狭小的房间反而突然显得空旷。十来只鸽子都送给了别人,笼子的铁丝门在风里摇摇晃晃,开了又合。

这辆老式捷安特自行车陪伴了他十年。高中时,穆朔父亲还在开出租车,清晨把他和自行车一起载到学校。晚上父亲要拉活,他就自己从东直门骑回东坝,15公里,需要1小时。他在夜幕下边骑边想,这叫什么日子,以后得玩命挣钱啊。

冬天,冷风在他的手指上打出红色的冻痕,也会从门窗的缝隙中扫过每一间房,炉子和被子都无法庇护瑟瑟发抖的人。每逢这时,父亲会咒骂这个老房子。伴随殷切的感慨:什么时候搬到楼房里就好了。

“老张家哭惨了,对着房子跪在地上哭啊。老李家闹了笑话,房子都交了又说丢了东西,非得回来找。”最后一晚,母亲翻来覆去念叨,讲的全是别人家的故事。穆朔这时候想起来,父母结婚后就一直住在这里。

“以后的日子就好了,你也能过好了,那也得好好学习呀。”隔着饭桌,母亲打量着他,是欣慰的语气,可是转身回屋子时,分明地流下了一行眼泪。

盘子里盛着肉,这在他家的饭桌上并不常见,可那天谁也没什么胃口。

穆朔家签字的时间不早也不晚。当时焦庄村的垃圾没人收了,飘出咸涩的味道。房子有没拆的,拆了一半的,即将拆掉的,胡乱摊在地上。闻讯赶来作最后一次搜罗的小贩,拉着车绕着村跑,车上喇叭声尖叫:收家具啦,收家具啦!

家园不再熟悉

贫穷、枯燥的生活中,拆迁的消息像幽灵,几年前就开始盘旋。村民的焦灼情绪,早已一天比一天强烈,并在拆迁前一年爬到了顶峰,飘忽的传言逐渐被一则又一则“内部信息”勾勒完整。最详细的版本是:村委会的一位女领导开完了乡里的会,回家告诉亲戚,说上边已经有了指示,村子马上就要拆迁了。

消息在很短的时间传遍全村,最初的亢奋过后,村民迅速忙活起来,绞尽脑汁地在小小院落的每一寸空间加盖房屋。这是他们从早一些拆迁的村庄那里收获的经验:用大棚把院子糊满,再在屋顶上加盖第二层,甚至第三层。还有趁着天黑,把自家院墙不露痕迹地外移。这在正式拆迁时都计入补偿面积。穆朔家补盖的屋子总计21间,拆迁面积500多平米,扩建的部分约计300平米。

当时,他家只是封了院子,搭了阁楼,并没有盖二层,这个做法在村里极保守。穆朔说,父母都是老实人,怕罚款,再说也拿不出钱了,这次花的两万多是全部积蓄,“把身家性命都赌上去了”。关于扩建究竟算不算面积,父母担心了整整一年,争执了一夜又一夜。

烽烟从那时悄悄燃起。一个一两百户的村子,骤然间集体爆出建房需求,附近的施工队根本不够用。最初只能满足十分之一的人家,更多村民眼睁睁看着别人家扩建。平房的地基浅,上头加盖的楼层看起来十分险峻。“那种心态就是恨不得你家盖完就塌了。

“那时候谁也顾不上谁。”穆朔回忆。街道斜对面的大伯家最早动工,理都没理他们。后来,他家托了在建筑队工作的干亲帮忙,开始扩建。这时候邻居还没找到人,进进出出“眼睛都红了”,听说急的吃起了牛黄上清丸。

这种焦虑、敏感,以及由此产生的隔阂,在拆迁公告正式贴在村委会门外的那个盛夏,演绎到了极致。

东坝乡不少村民同姓同族,“一直很抱团”。分发的米和油份量少了,就纠集几十个人跑到村部里闹。可真正关乎命运的大事砸到头上时,村子呈现的是一种彻底的沉默。拆迁,多少年一直是村民最急切的盼望和最热的话题,瞬间变成了所有人闭口不言的忌讳。

“最重要的原因是恐惧,怕被举报,所以互相都盯着防着。”穆朔说。

那时候大部分人家都有或多或少的违规行为。扩建是第一条,还有找关系挑高测量面积,修改孩子年龄,假离婚增加低价房名额等。这些无法证实、并被当事人竭力否认的消息,一直以流言的形态飞来飞去。它们让“没有门路”的父母心力交瘁,感觉“别人家占便宜就意味着自家吃亏。”

焦庄村当时的拆迁政策,是按照测量的面积给予补偿款,并购置回迁房。低价房按照户口人头数分配,4000元一平米,剩余的拆迁款可以自愿购买8000元一平米的高价房,这是摆在桌面上的政策。但每平米补偿款能谈到什么价格,则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。早搬还是晚搬,家境是否困难,都是考量依据。村民们据此进行着种种朴素的博弈。

当时,村委会在村东边体育场旁边清出了三间平房,作为拆迁办公室,十几个人的工作组驻扎在那里。这三间平房成了全村人牢牢注目的焦点。村民络绎不断上门,陈述自家的穷困,哭着说有生病的老母亲要奉养,以及许多可以获得同情的理由,争取签下比别人稍稍高一点的数字。

在拆迁办门口,村民们天天遇到彼此,热切的寒暄消失了,大家无声地擦肩而过,抹不开就点点头。

穆朔家搬走的两个月后,整个村庄夷为平地。焦庄村近百年的历史,到这一刻突然停止了。属于村子的风俗规制,却在回迁新居的小区里坚韧地运行着。每个月红事白事的大棚,搭在了小区门口的马路上,鼓乐声顽固地喧嚣,流水席从中午热闹到傍晚,期间所有的车都得绕行。村民笑着推搡,敬酒塞红包,热情一如从前。忘记了漫长时间轴中间的小小一段,曾有一季无人愿意提及的严冬。

金钱炙烤亲情

拆迁款实实在在落在兜里的时候,是穆朔一家搬到过渡房的半个月后。那是一张深红色的存折,北京银行。父母打车到门口,匆匆跑上楼,把存折从掖得很深的口袋里取出,郑重地放在大衣柜抽屉的最底层。

彼时穆朔还不明白这沉甸甸的数字意味着什么。有狂喜,有惊惧,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。“或许,这就叫一夜暴富吧。”他在日记里这样写。可生活的重重矛盾却先于喜悦出现。

“他们极其不放心,极其恐惧。”穆朔回忆说,尤其是父亲,“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的钱。”并为之惶惶不可终日。对父母来说,抽屉里的不是存折,是两个老人的命。就像二十年前把他生出来一样,父母下半辈子的使命,就是怎么想尽办法,把命一滴不漏地续到儿子身上。

暗淡生活突然注入耀眼的财富,对整个贫穷的家族来说,太夺目了,注定使父母这种期待障碍重重。从拆迁的布告贴出后,二姑满脸笑容拎着水果敲开家门的那一天,父母心里的刺就竖了起来。

甚至他自己也耿耿于怀:家里本来应该有6套房子的。

13年前,因为一个全家都忘记了的理由,穆朔二姑一家把户口迁回了爷爷的祖屋,也就是穆朔的家里。现在,户口簿上薄薄的几页纸,等价于3套房的补偿款。这使二姑当初的举动怎么看都像一个“设计好的圈套”、“今天才明白她到底是什么目的”。尤其是,当初二姑要回村落户口时,对街的大伯家直接拒绝了,才办到了他们家里。

二姑坚持要她的那部分权利,理由很直接也很现实,儿子长大了,迟早要娶媳妇,可家里的房子又小又旧。父亲的反对激烈: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,你出去这么多年,儿子都20几岁了,你还回来要祖产?这在父亲的观念里,或者说在农村的约俗里,是件不可思议完全没道理的事情。

当时焦庄村争夺财产之事迭起,亲戚反目成仇,吵架甚至动手的事情不少。有一家甚至闹上了法庭,和穆朔家的情况很类似:嫁出去的女儿要分家,最后官司输了。穆朔周末回家时,总能看到父母愁眉苦脸地计议这件事情,多半是母亲在劝说父亲:她家户口在,打官司多半要输,房子没了亲戚也做不成了。二姑是搞教育的,孙子上学说不定能帮上忙,绝了这门亲戚不值得。

这似乎是最合理的决定。可是直到去拆迁办正式登记在户人数的那天,父亲还在犹豫,虽然那仅仅是一道流程性的手续。穆朔后来听母亲说,父亲回家的路上就发火了,嚷嚷着找二姑要钱,“白得3套房?”、“天下哪有这么方便的事!”、“空手套白狼!”

或许出于某种报偿心理,此后二姑频频拎着吃的上门,两家走动更频繁了。可穆朔知道,这是他们家尤其是父亲永远的心结,他觉得二姑一辈子都欠他的。

“最见人心之处,除了医院,就是拆迁。”说这话时,穆朔脸上浮现出一种看尽人事的成熟。此后的日子里,每逢亲戚聚会吃喝,掏钱买单的总是他们家。借钱的电话也纷沓而至,理由都是急用,不容推拒。5万,6万,最多的时候,一次要借20万。

穆朔很烦这类事情,他不想听,更不想管。但总能听到父母在隔壁房间里低声争吵,最近的一次仿佛是舅舅4年前借了5万,至今都还没还。而且,“大概永远也要不回来了”。

对家族亲情,穆朔的父母像走钢索一样,用最多的礼貌和最少的损失,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。但对外人,这种防备心态立刻演变成深刻的猜疑,和冰冷的拒绝。穆朔能理解父母的感受,他觉得,那时老人的过度敏感,“很大程度是环境逼出来的”。

亲情的考验只是一方面。拆迁后很长一段时间,仿佛为拆迁户量身订做的高息理财方案一时风行。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们,根本无法抵挡推销员的巧舌如簧与合同上的字里乾坤。饭桌上,父母经常聊起一些设计精巧、扑朔迷离、令他们很是惊恐的骗局。譬如穆朔家的老邻居就是因为看不懂理财合同,直接签了字,20万打了水漂。近在咫尺的教训,让父母握住钱袋的手非常紧张,一刻也不敢放松。

同样担忧的穆朔也曾叮嘱过父母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可他绝没有料到,这些带着敌意的箭矢,却掉转头射向了他的爱情。那是唯一一个让穆朔动心的女孩。

女孩是安徽人。对父母来说,这就是一票否决的理由。拆迁之前,焦庄村青年的婚娶遵循简单的逻辑:儿子娶到“北京城里人”,父母在村子里昂着头,娶东坝媳妇算不高不低,要是娶了外地人,父母出门是抬不起头的。

拆迁财富带来的和防备心和膨胀感,使这种逻辑被格外强化。和他预想的一致,母亲听说女孩的事就急了,让他马上分手:“外地人,一看就是冲咱家房子来的。”后来,穆朔寻找父母心情较好的空隙,慢慢地介绍这个女孩。她温柔,漂亮,幼师毕业。父亲搞工程建设,母亲卖服装,来北京没多久,爸妈帮着在燕郊最豪华的小区买了房子。可这些让父母反对的理由更加斩钉截铁:“做生意的人家,肯定精明,要是骗咱家的房子,你斗的过吗?”

一次争吵中,穆朔急了,试图和母亲“讲道理”:母亲16岁从山东嫁到北京,嫁给作为北京人的父亲,夫妻感情很好。“为什么到我这里就不行呢?”可所有的理由都像扔进深渊里的石头,没有回音,有的只是令他绝望的逻辑在重复:“她是外地人,她找你就是骗你的钱。

就连例子也是现成的。村里一个30多岁的小伙在拆迁前娶了媳妇。搬到回迁房后,就恢复了形单影只的状态,据说被媳妇骗走了很大一部分财产。现在他在小区里推着三轮车收垃圾,形容有些憔悴,和他说话,他不回答,眼睛里透出茫然。“他受了刺激,脑子不清楚了,见谁都是一副表情。”穆朔说,“可怜的人”。

穆朔用手肘撑起脑袋,声音有些无力:现实中,没有人会因为车祸发生率而不出门。其实,父母没有见过那个女孩,他不明白,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,为什么会有那么巨大的敌意。

矛盾爆发在一个夏天的傍晚,儿子长期的不妥协激怒了父亲,打电话把家族近十口亲戚都喊了过来。全家围在客厅里,父亲指着墙,说你现在就发短信分手,否则我就撞死在墙上。母亲在哭。

所有的亲戚一起指责他,死死围着他,不让进屋,更不让出门。撑到9点多,穆朔流着泪发了分手短信,然后关机。他想喊,想咆哮,甚至也想撞墙。

一头叫压抑的野兽撕咬着他的心。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穆朔感觉自己“活的不像一个人了”。

前来劝他的还有同族堂妹和姨家表弟,也是拆迁户。为了最大程度维护财产不外流,家人竭力撮合两个人结婚,他们就结婚了,孩子已经4个月。4个月的孩子会笑会闹,很招人爱。现在弟妹和姨妈姨父住在一起,老人帮他们带孩子。天气晴朗的中午,姨妈会像从前住在平房里那样,坐在楼门口的台阶上,和街坊邻居攀谈,得意地听他们夸奖怀中孩子是多么可爱。

这是穆朔的父母日夜渴盼的画面,可他们的儿子至今单身。“我真的不知道拆迁是好事还是坏事,这不是装逼,而是,你不能明白,这个事情,会扭曲人的心态到怎样一种程度。”穆朔差不多是一字一顿地说。

他后来再没见过那个女孩,除了在支付宝的联系人头像上。现在,女孩的头像是她与丈夫孩子的合影,三个人依偎在一起,笑得很幸福。

穆朔的幸福却再也找不到了。

烙印无法抹去

穆朔后来被拉着相过两次亲。他未曾料到,“拆二代”的背景,竟使他的情路格外坎坷。“感觉她们就是重视这个身份,而不是我这个人。”他摇头叹气。

穆朔自承相貌丑陋,身材矮小。第一次相亲的女孩对他淡淡的,发微信都是简短几个字,几乎从来不带标点符号。聊了几天之后,他把拆迁的事情告诉了女孩。却发现她一下子热情起来,开始主动给他发很长的微信,并时不时配上一个卖萌的表情。

这让他的心里立即浮起警惕。很快,他就找了个借口,删掉了女孩的联系方式。

第二个女孩正相反。她在三环胡同里长大,家境不错,在银行工作。女孩起初就知道他是拆二代,但对此没太多反应,这让穆朔安心。可又从她的言语间,经常感觉到某种似有若无的不屑:我和你不是一路人,要不是你家拆迁,你哪儿配得上我。

他陷在自我怀疑的漩涡里,无法释怀,这让他和女孩普通的交流变得很累。没谈多久,他们也分开了。

自此,穆朔十分抵触相亲。“我只是想找一个真心知我爱我的伴侣。”他认真地说。可他也搞不明白,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

正是两场失败的相亲,让穆朔避无可避地意识到拆二代的身份,给他打下了何等深刻的标记和烙印。至少,在最初几年,那是一种混杂着自信与自卑的分裂感,日复一日拉扯着他的心情。“日子漂着浮着,不真实,也不好受。”

拆迁尘埃落定不久,穆朔拿到了驾照,并幸运地摇上了号,买车旋即提上日程。父母给了他20万元的预算,还说只要他可心,30万也行。去4S店看车的路上,穆朔满心雀跃。“和穷人买车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,钱不再是首要的考虑因素。”这种从未有过的底气让他感到新奇而满足。直到销售人员闲谈间问他:“你家里是干什么的?”他立刻语塞了,兴奋消失,不知道怎样回应。

“还是太敏感了,怕人家猜到拆迁的事,其实怎么可能呢。”他说,这种心态不仅仅是防备,还有一种奇特的羞愧,仿佛拥有的太快太容易的财富,是件不好意思的事。

父母的心情和他差不多。在适应新生活的日子里,他们扒着陌生世界的门沿,谨慎地向里面窥探,刚迈出一步又迅速地退回去。

领到拆迁款不久,母亲去华堂商场买了一件800块的衣服。这是超出老人以往想象能力的消费,从前她所有的衣服都来自村集市的货摊,十几块或几十块。当晚,母亲对着镜子试衣服,笑得很开心。可后悔在转瞬之间袭来。晚饭时,母亲有些食不甘味。睡觉前,终于忍不住开始唠叨,到最后几乎痛心疾首:怎么能那么糟蹋钱呢?

这件退不回去的衣服,至今躺在家里的白色大衣柜里,母亲很少穿它。

从这开始,再也不肯买贵衣服的母亲,却爱上了买首饰,全都是金饰,很少戴出去,就放在家里摆弄,美滋滋地。穆朔揣测母亲的心思,是觉得日子好了,想过的漂亮一点,但实在舍不得花钱。在老人的观念里,买金子不算花钱,那东西是硬通货,可以保值。

“将来传给你儿媳妇吗?”一天,看着母亲对镜欣赏她的宝贝,穆朔打趣。

“不给。”母亲坐直,认真地看着他:“那些是要留着压家底的。”

尽管经济状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穆朔的父母仍然坚持着由奢入俭难的朴素信条。甚至,他们的自制与自省,比以往更加主动而严苛了。穆朔知道老人在怕什么。实际上,在穆朔的村子里,就有认识的人拿着拆迁款去赌博,搬到回迁房之前,钱就输的一干二净,现在已经杳无音讯。父母担心,一旦在生活上稍有放纵,便会“越来越经不起诱惑”,随后那样的命运就将落在他们头上。

从前很爱打牌的父亲,有一次输了几百块钱,干脆而永远地戒掉了几十年的老嗜好。

父亲如今在家闲居养病,唯一的消遣是骑着车到处逛。多半是去顺义跟人聊鸽子,那是他仅次于打牌的爱好,也因为迁到楼房无奈地放弃了。路程太远,为了骑着舒服,父亲买了辆1万多的山地车,可他很快发现骑这车还不如旧车自在。他不敢把车停在视线之外,哪怕一分钟。无论多长的楼梯,父亲都要把车扛进室内,一步又一步。

母亲原本是家庭主妇。拆迁之后却去当了公交站清洁工,一个月挣1800多元。周围的人很诧异:你们要房有房要钱有钱,怎么还去扫厕所?母亲只是笑笑。这是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落差感。可穆朔知道这份工作是母亲的定心丸,在忐忑的生活中,这味药对她非常重要。

钱少了想钱,钱多了又会为钱所累。穆朔觉得,这句话道尽了他家二十多年的两段生活。他不知道后一种困局何时才能挣脱出去。但他一直在用力地尝试。

慢慢地,这个内向的年轻人开始打开自己,并逐渐被同学接受。他不否认金钱带来的底气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他越来越频繁地请客,室友需要借钱时也不再说不,什么时候还钱一点都不计较。

第一次把车开进学校的心情是犹豫的,那是一辆18万的SUV。尽管有此前消费能力逐渐改变的铺垫,他还是担心新车会太过张扬。一番心理建设后,他带最亲近的室友们看了他的车,他们啧啧称赞,说你小子可以啊,就轻轻地拂过去了,并未如他害怕的那样成为谈资。在笑闹中,他放松下来。后来,他经常用车载着同学,一块去校门口的小饭馆吃饭。

一直以来,他那么害怕同学从各种端倪猜出自己的身份。可是跨出第一步之后,一切仿佛变得简单起来。

大四期末考结束后,穆朔全班去海滨城市毕业旅行。傍晚,十几个兄弟围坐在海滩上,烤一只小羊,喝啤酒。酒过几巡,大家的话多起来,聊的最多的是未来。

伴随着离别的伤感、酒精的冲动,以及一些讲不清的复杂情绪,穆朔说出了这个巨大的秘密。

“牛逼!”同学齐声祝贺,杯子撞过来,溅出不少啤酒。一只强壮的手拍的他一个趔趄。

话题转移的很快,兄弟们开起了其他玩笑。在一连串的笑声里,他哭了,眼泪混在笼罩的别绪中,毫不突兀。

那一瞬间,他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释然。

未来依旧迷惘

带着逐渐愈合的自卑和越来越坚硬的信心,穆朔毕业了,开始走向社会。

穆朔的大学专业与汽车相关。和班里不少同学一起,他去了汽车集团工作。公司要求新员工在一线实习半年。他形容那半年“把一辈子没吃过的苦都吃了”。流水线上,他要保持蹲姿一整天,把公交车侧面的三合板钉在钢铁框架上,一天下来十几辆公交车,半年打了10万颗钉子。

实习期结束,坐办公室的“好日子”即将开始时,穆朔辞职了。同事都不理解这个看似太过突然的决定。

穆朔有他的想法。实习期间,他渐渐感觉到,在这个以“稳定”为招聘卖点的汽车集团,岗位职责非常狭窄,升迁基本靠熬,能喝酒提一个副科,过两三年提一个正科。他不想在这里眼睁睁看着青春死去。

更重要的是,他不喜欢自己的专业。高考前,穆朔想报考某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系。被父母愤怒地否决了。在村子里,兽医的概念,就是走街串巷给猪和牛看病的赤脚医生。他们不能接受儿子选择这个“丢脸”的行当。穆朔听从了他们的意见,选择了这个在当时相当热门、“很好就业”的专业。然后在漫长的抗拒中度过了学业上一无所获的大学四年。

这一沉一浮之间,穆朔认为,都与拆迁有着深刻的关系。如果拆迁发生在高考之前,他会有底气反抗父母的安排,选择真正喜爱的专业,而不会为了未知的就业压力牺牲兴趣。同样,如果没有拆迁带来的物质基础,他不敢如此果断地辞职,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放弃唯一的饭碗。

这一年,穆朔23岁。正从自我认知的迷雾中慢慢走出来,也逐渐读懂拆迁给人生带来的财富之外的礼物:安全感。这让他在面临抉择之时,有余地做出最有利的决策,而不是最安全的决策。

不久,穆朔在一家汽车媒体找到了新工作。拥有退路的自信,让他在工作中不怕担风险,给他带来了非常多的赏识,升职很快。但与此同时,他发现随着担子渐渐加重,在选择安逸与疲于奔命之间,他开始面临新的矛盾。

你都拆迁了,你干嘛还加班啊?”、“你都拆迁了,这顿饭就你来请吧。”把拆迁的事情告知一位关系很好的同事后,他常常听到这样的调侃。

明知同事是善意的玩笑。可这会让穆朔很纠结。因为他清楚,拥有高额存款和稳定的房租收入,自己其实可以不必这么辛苦。

毕业同年,三年过渡房生活结束了,他们一家搬到了崭新的回迁房小区。在那里,穆朔再次见到了久别多年的乡邻。他发现,不少村民,甚至有和他差不多同龄的年轻人,已经不上班了,在家里靠房租维生,闲来四处旅游,国内国外去过不少地方。

他意识到,他和父母至今从没有一起出去旅游过。父母不舍得,他是没时间。

回迁房小区中央有一个健身广场,这里没有下班高峰期,全天都是热闹的。散落的椅子上坐着聊天打牌的居民,讲着属于过去的故事,也憧憬未来的美好。大狗小狗在草坪上欢跳,没有人牵绳。阳光温暖的季节,村民会在这里坐上整整一天。至于太阳从东边滑到西边的过程,他们并不在乎,这和他们的安逸无关。却是人是物非的生活中唯一真正在流逝的东西:时间。

穆朔有一台尼康牌的单反相机,是领到拆迁款不久,父亲硬拉着他去附近的百货商城买的。一向谨慎的父亲只有在儿子身上花钱才慷慨。带着对新生活的期待,穆朔拍下了回迁房小区里的角角落落,作为新的人生篇章的留念。

可是,他所有的过去,童年、老屋、自行车、柿子树,却和搬家后不慎遗落的相册一起,全都丢失了。

“反正,也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。”他轻轻地说,眼睛里没有多少留恋。

2017-02-04 00:01 11 美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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