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转载】奶奶杀孙女惨剧与工具化的人

转自FT中文网

百年的衙门,千年的奴性,人的奴性不是别人给的,是自带的。

“吃人”皆由工具来

江苏南通老太太张爱芬做水产生意,家道殷实。因儿媳第一胎生下孙女,遂以奖励一套房子相诱惑,鼓励小两口生二胎,心想该是个孙子。没料到,重赏之下,二胎也是孙女。恼羞成怒的老太太,竟将出生仅4天的孙女,用脚活活踩死在医院的墙角。案发后,张爱芬的丈夫、儿子、儿媳及亲家都对她的行为表示了谅解,邻里多人向法院联名请求对她从宽处罚。2016年11月,南通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爱芬有期徒刑十年。
<!-- more -->

不知道张爱芬在踩死自己亲孙女之后,有没有回去为她自己的奶奶烧香拜佛发红包,感激当年“不杀之恩”?

我努力想勾勒出这一类人共同的画像:如吃喝不愁,则把孩子看作传宗接代的工具,男人女人必须努力生育,生下一名男婴,才能完成人生的任务。即使一贫如洗,也要多生孩子,从小给其灌输二十四孝图,告诉孩子长大有出息了要对老子好,坐征子女的养育红利。

这就是中国式的奴性,从生命开始那一天,人就被定义为一个工具。只有在这个逻辑之下,你才能够理解,当“贱婢”熬成“主子”的时候,为何会把自己曾经反对的百般折磨千般凌辱转而施加于新的“贱婢”;只有这样,你才能理解“杀人放火求招安”,只是为了上位后更好地奴役别人;只有这样,你才能理解“互残互害”模式之后,是相互利用为工具,以求自己人生的“胜出”。
人本身的善没有成为人行动的目的,而是把人当成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,“甘愿为奴”往往不是环境逼的,而是人自己打造的。

《狂人日记》说:“古来时常吃人”,不单是小说家之言。从《汉书》到《清史稿》,大凡遇上灾荒之年,“吃人”的事情史书都有记载,尤其北方人,“易子相食”更为盛行。吃掉一个儿童,救活一家人的性命,吃掉一个“工具”你会难受么?更何况,佛家还有因果轮回、早死早超生这样的说法,为“下毒手者”解决道德负担。桑德尔的“电车难题”在这样的文化之下,不会是“困境”:压死一个,挽救五个,也许还会成为救人的“义士”。这就是鲁迅所言,用仁义道德“吃人”的历史。

只需要轻描淡写一句“表示谅解”,那个只有四天生命的女婴,本应该撅着粉嘟嘟的小嘴望着妈妈脸蛋的小女儿,就这么残忍地被亲生奶奶踩踏致死。谁听见了她临死之前痛苦的哭喊?她的父母竟然可以谅解?竟然还有很多人表示要从轻处罚?他们获得了宽容大度的美名,可是活人有什么资格替死人说“谅解”呢?!

我在想,如果这个孙女不是4天而是4岁、14岁或者24岁呢?难道你们还会“表示谅解”么?4天女婴被“用脚活活踩死”,不是女婴有罪,而是她还没有出生就被认定为应该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。既然她不具备这个功能,如此弱小之时,杀死又何妨?

不要惊叹这是父母吗,这是人吗?只要人内心把人当作工具,什么时候,什么人都有可能死于非命,这难道不是我们生存的环境么?

自甘做工具与受教育程度无关

聂树斌案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?二十几年前,在基本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敢判人死刑,十年之后,检察机关却拼命为真正的杀人犯脱罪,而杀人犯则拼命证明自己才是真凶。看起来很复杂的剧情,实际上不过是聂树斌的人命,被当做公安机关“从严、从重、从快”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一个工具、一个对象,一个达成社会稳定、安抚被害人家庭的手段。既然聂树斌只是一个工具,二十年前做“严打”的工具,二十年后做“昭雪”的工具,“严打”和“昭雪”又都是为群众情绪稳定,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?

人成为工具,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人的自由。事实上,当人从小就把自己当作工具来看待的时候,自由对他们而言,就只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抽象概念,甚至其中一些人会觉得,自由是可耻的、被人利用的,是不符合国情的,由自由衍生出来的法治,也会变异成政治生活中“人整人”的工具。

对于张爱芬,也许有人认为,把“工具论”的帽子带在她的头上有点吹毛求疵,但事实上,一个人是否忠于自己的意志,是否把自己当工具,只和利益有关,和受教育程度没有直接联系。在聂树斌案中,王书金就是典型的“一半是魔鬼,一半是天使”的角色。他奸杀多名妇女,把女人当着泄愤的工具。但当他被抓之后,无惧酷刑,也没有被给女朋友和孩子吃低保等利益诱惑,拒绝成为把聂树斌案办成铁案的工具,而一直为自己的“意志”在坚守。

权利优于道德

很多人追求的某种“德性”,也是他们自甘堕落为工具的诱因,就像那个被“爱国行为”迷惑的热血青年蔡洋,用一记U型锁砸穿了同胞李建利的头颅。在最近的罗尔事件中,很多批评罗尔的人说,他用女儿的病情、中产阶级岌岌可危的社会认同、卖文换打赏自强不息的姿势,把别人的“善良”变成自己敛财的工具。然而,那些给罗尔捐钱并表示真假无所谓、只管自己做了善事的人,和要求把罗尔以诈骗罪抓起来的人,大多数也是把“善良”当工具的人,他们的行为不是追求善,只是追求自己是个善人。这些人,简单粗暴地认为自己捐钱之后,就离天堂的大门又近了一步。他们不愿意明白,真正的慈善公益包含着对社会公平公正的追求,然而那样做更复杂,风险更大。
在一个社会中,人彼此互为工具利用的时候,道德互撕往往会被各方发展到极致。面对这样的困境,孔子认为“君子可逝也,不可陷也;可欺也,不可罔也”,什么意思呢?就是我们应该去帮助其中真正有心行善的人远离这样的场合,而不是沉溺于其中的道德纷争。

如何让人远离工具化的陷阱?从社会层面来说,我们需要回避道德先行的原则。在公共事件的讨论中,如果道德批判的声音远远大过探讨权利和规则的声音,经常就会陷入彼此互为工具利用的困境,对事情本身的改善毫无助益。
在康德和罗尔斯看来,任何追求良善生活的公平理论,都是与人的自由冲突的,都存在把某些人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,把他人沦为传播某种价值观的工具的倾向。对于一个独立、自由的人而言,需要的是一个中立于各种目的、在各种道德争论中不偏袒任何一方的、让社会公众自由选择各种价值观的权利框架。

一个中立性的框架的好处是,它拒绝说哪个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更为美好,而只是保护和鼓励“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目的”。做到这一点,我们首先需要遵循一个原则,那就是“权利优于道德”,而约定人们义务和权利的原则,应该是事先的、在无限接近“无知之幕”下设计出来的,而且是所有公众知晓如何执行的原则。简单说,法庭上的辩护律师制度就是基于“权利优于道德”原则设计出来的:一个犯罪之人,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。

一个好的社会的民众,应该按照自己的权利、社会的规则,去规划自己的生活,而不是以某些人的善为依据,去强行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就像,我们不会每个人都按照岳飞、文天祥、雷锋、张海迪的生活方式行动,我们只有按照我们自己理解的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,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

罗尔事件中的道德与规则

在罗尔事件中,深圳社保局、民政局的介入,事实上有些站队的意味,对社会而言并没有太多积极意义。当然作为官方的一个政治姿态,有助于平息舆情,并为自己解除行政管理责任多提供一种说辞。

而涉事最深的微信平台,在罗尔事件中发出过两次声明,都没有参与到社会公众的道德争论中,而只是对罗尔事件做了规则性解释。在第一篇《关于“罗某笑事件”的说明》中,说了三件事:1、承认超过上限5万的打赏是由系统bug造成的;2、说明《罗一笑,你给我站住》没提出募捐需求,是用户自发赞赏,不存在违规,所以不处理;3、《耶稣,请别让我做你敌人》一文,涉嫌诱导分享,已被删除。在第二篇《关于“罗某笑事件”赞赏资金的说明》中,微信团队是根据四方沟通结果,由罗尔、刘侠风提议,本人写出书面声明后,把相关的打赏金额原路退回。

有网友跟帖说:“平台做的是处理违规,但不能做道德审判。微信做得对。”在一个鸡汤盛行、许多人放弃批判性思考的环境之中,微信平台能够不被那些喷薄欲出的道德欲迷惑,而是坚守自己的规则,去保护任何人在规则之下行事的合理性,这是值得赞赏的。

不讲规则的最大风险则是,民众不会在一个制度框架下去设计追求自身利益的路径和方法,而是以他人为工具,以自己为工具,在彼此竞争的不确定性中寻生存。在人沦为工具的情况下,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中的承诺:“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。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。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。”就是一纸空文。做奶奶的亲手杀死自己的孙女,也可成为一件得到人们原谅的事。

(注: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,曾用名“才让多吉”。作者微信公众号是crdj2277。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责编邮箱bo.liu@ftchinese.com)

2016-12-10 13:19 12 转载
Comments
Write a Comment